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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笔者第一次参见美国听力学学会是15年前，那次会议在美国亚力桑那州的凤凰成举行，当时参会人数只有2300人，不过和1989年首次学会的569人相比，还算有了长足的发展。时过境迁，15年后的今天，美国听力学学会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听力学家的专业学会组织，拥有10673名会员，代表了世界各地在听力和前庭领域辛勤工作的听力学家、听力康复专家、听力教育学家、听力技术专家等专人人士；每年一度的听力学年会的召开可以说是这个行业和领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据最初不完全统计，本次大会共有19个国家代表参加，总人数可能超过去年的7163人。
作为《中国听力也语言康复科学杂志》的特派记者，笔者和本刊主编孙喜斌教授等一行，专程前往，参加了本次盛会的召开。孙教授等在会上有二篇学术文章以墙报形式在大会交流，并与美国听力学学会主办方、国际听力学专家和来自全球各地的与会者交流，充分感受到了本次大会的成功和盛况空前。这里笔者谨就个人对本次会议的体会，做个简单介绍，希望与本刊广大读者及时分享。
为了纪念20年美国听力学学会的辉煌历程，今年学术会议主题定为：“Hear to Stay”，“Hear”一词谐音，读来和“Here”一样，有“此地常驻”之意，而真正的含义却是“聆听永远”，组委会借此希望展现出这20年里，听力学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其中，大会公布刚刚完成对美国听力学会员的统计很有意义，如79％的会员是女性，55％的会员的从业时间超过15年，55％的会员年收入在6万和8.5万美金之间，排在前三位的听力学家工作分别是验配助听器、临床听力学诊断和使用电生理测试。以上的数据其实已经准确地勾勒出了美国听力学行业专业人士的职业画像。
今年学术组委会安排了老年听力学（Geriatrics）、植入技术（Implantables）、儿童听力学（Paediatrics）、临床管理（Practice management）和前庭功能（Vestibular）五个超级专题大课堂（SuperTracks），分别由12个专题学术培训讲座（learning labs）、7个专题研讨讲座（learning module）、36个专题演讲（Featured session）、196篇研究论文墙报（research posters）和学生报告专题会及厂家技术专业培训课程等组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和去年相比，今年科研主题除了继续在儿童听力学和前庭方面发展外，关注的视野转向了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研究，尤其重视老年和儿童听力学发展，植入式听力设备的使用和评估也变成一个重点课题，总体讲，本次大会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均超过去年。
图1. 2008年AAA会议重点学术交流领域
从上表可看到虽然听力学的临床诊断技术和助听器验配仍然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要主题，但是，我们也发现听力学家开始关注一些过去被认为是非主流的研究领域，如音乐对人的听力影响（23篇文章）、耳鸣诊断和治疗最新进展（13篇文章）和可接受噪音级(acceptable noise level, ANL)的临床应用（9篇文章）等。下面分别对这几个方面介绍。
音乐和听力损失
声强过度的音乐声能导致听力损伤已经得到临床充分证明，最新数据表明美国有近1000万人因噪音而患不同程度的听力疾病，其中最重要的是有500万患者的年龄在6到19岁之间（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Third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2006）。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欣赏音乐已经成为变成现代化人们生活中的一个必要部分。其实听力学家早在80年代初便开始研究音乐声对听力的影响，80年代已有临床证据证明音乐家每周最多只能进行10－25个小时排练，否则过度声强会对听力造成损害。到了21世纪，数字音乐播放器能发出高达120 dB SPL的音量，超过割草机的机械噪声，则成为社会和听力学家关注的重点。
在本次会议上，上面已经讲到共有23篇论文从各个方面来研究数字音乐对人耳的影响，数量之多、研究方面之广应该是历来会议论题之最。有的研究试图分析背景噪音音量和耳机类型的使用对使用者的影响（Factors Affecting Preferred Listening Levels Using an iPod, Rando et al），发现这二个是直接影响噪音听力损失的高危风险因素；Cleeland等人（The Effects of Listening to Music through Insert Receivers on Hearing Sensitivity）的试验试图区分音乐常听者（每周超过6.75小时）和非常听者（每周低于4.75小时）是否在听力阈值上有明显的临时降低，通过对36名年轻对象的研究，他们发现如果使用插入式耳机，临时听阈一般在4000和6000Hz区之间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长期聆听音乐会导致永久性听力损失；Gavin等人则对大学的打击乐队学生进行分析，他们对比使用不同的电生理测试技术（耳生发射）发现，在临床上使用瞬态诱发耳声发射（TEOAE）比畸变产物耳声发射（DPOAE）在筛查噪音听力损伤的敏感性更高；有些研究者更关注数字音乐聆听者个人喜好的音量控制，如Fahsholtz等（Age and Susceptibility Effects on iPod Volume Preferences）、Bridge等（Sound Pressure Levels at Preferred Listening Levels of iPod）和加拿大著名音乐噪音研究专家Marshall Chasin（Musicians and Prevention of Hearing Loss）等通过不同的试验手段来界定和分析个体如何控制音量强弱和形成不同的聆听习惯，这些最终都会直接影响聆听者的听力健康。
耳鸣测试和治疗新进展
前面提到在本次会议上，笔者注意到有13篇文章论文从不同的角度来介绍耳鸣诊断和治疗最新进展。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的Sweetow教授在其A Critical Analysis of Tinnitus Management Procedures论文，详细地总结了目前不同的耳鸣诊断和治疗的理论及方法，尤其对一些常用的治疗手段，如习服治疗和声掩蔽等，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目前各种方法各有其效果，重要的是必须因人制宜，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有效的治疗策略，有趣的是为了更实际地展示自己的观点，他在会上通过模拟耳鸣患者，生动地再现如何对患者进行有效的咨询。布法罗大学的Roberts等人在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Tinnitus Treatment论文也阐述同样的观点，即心理咨询和认知－行为治疗法在整个耳鸣治疗方案中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临床听力学家应该关注。在美国有相当一部分创伤后烦劳症（PTSD）患者常常被转诊到耳鸣诊所进行治疗，因此，如何有效地治疗这些既有心理疾病也有生理损伤的病人一直是很大的挑战，在会上，东田纳西大学的Fagelson教授通过对150名患者的治疗，介绍了该诊所如何使用声治疗等方法来降低惊吓反射、过渡警觉和恐声症对患者的影响，从而帮助他们有效进行康复。
一般讲，在任何国际听力学或相关的医学会议，只要涉及耳鸣的诊断和治疗，我们都能看到习服治疗创始人Jastreboff夫妇的身影，二人虽在不同的大学执教，但是一直共同开展耳鸣的研究。作为笔者的好友，除了在会上交流外，我们专门就目前中国耳鸣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讨论。Jastreboff夫妇非常支持中国耳鸣研究，曾分别在2006年和今年访问成都、北京、上海和香港各地的研究机构，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最近，他们已经开始对中国传统中药耳聋左慈丸对耳鸣治疗效果的研究。他们讲在今年再次到中国参加耳鸣会议。在本次会上，除了继续介绍和推广习服治疗的方法外，他们还专门就如何开展和管理临床耳鸣治疗，介绍了从1990年来，积累的经验。Jastreboff夫妇认为财务和行政管理是创建和维持一个有效的耳鸣治疗诊所重要基石，在他们访问过全球的许多诊所里，不成功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因地制宜的支持患者进行长期耳鸣治疗所需的资金支持，没有政府提供的保险体系配套，和缺乏具有现代化管理体系的项目管理手段，这些问题似乎和治疗没有直接关系，也不是听力学家关心重点，然而，却常常关系到耳鸣治疗机构的生存和发展，不能忽略。他们在Financial and Administrative Issues in Tinnitus Treatments的论文，对这些问题有深入浅出的介绍，非常有用，收到与会者的欢迎。
美国老战士管理局医学中心也是美国著名的耳鸣研究机构，每年有超过10万耳鸣患者在此接受各种诊断和治疗，该中心的听力学主任Henry教授是美国和Jastreboff齐名的专家。笔者一直在关注他在治疗耳鸣方面的研究成果，此次会议，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耳鸣治疗方案，叫做渐进性听力学耳鸣康复模式（Progressive Audiologic Tinnitus Management），顾名思义，渐进性表示该治疗手段必须通过5个相关联的步骤：病史咨询、听力学检查、集体咨询教育、耳鸣测试和个体性耳鸣康复（individualized management）。笔者认为，重要的不是他们提出有多少耳鸣治疗的要素或组成部分，而是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和前后顺序。可以看到他们将群体教育一环设计在听力学和耳鸣测试之间，这是基于今年来耳鸣治疗研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耳鸣患者只要通过听力学教育和咨询，其耳鸣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而没有必要继续进行深入的耳鸣测试和治疗，根据心理和行为测试结果，将耳鸣患者进行有效的区分，可以提高治疗耳鸣的效果和诊所的效率，优化资源，从而能更好地全力以赴地帮助那些严重耳鸣患者。而专门将耳鸣测试列出，设在康复前也是有其重要作用，即耳鸣测试和常规听力测试不一样，是耳鸣治疗治疗前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渐进性听力学耳鸣康复模式是集听力学、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为一体的一种关注整体治疗效果的方法，目前初期临床测试显示出一定疗效，值得我们继续跟踪关注。
耳鸣研究作为本次会议重点课题的另一个事实是一批新的关于耳鸣研究书籍出版和推广。笔者注意到这次展会上共有5家大型出版社推出十几本耳鸣专著，其中部分书籍值得在此一提。由著名耳科医生Sataloff等编写的《耳鸣：1841－1980年研究资源汇编》（Tinnitus: Source Readings 1841-1980)是一本具有很大价值的耳鸣研究参考书。该书首次将60年代以前没有录入现代医学电子数据库的各种耳鸣研究成果按年代划分，一一介绍，其中最早的一篇研究是1841年由英国的Curtis发表在Lancet上的四例耳鸣案例报道。作者对每一篇录入论文均有简要介绍和完整的文献资料出处，其实最初原著仅仅是作者自己多年的科研数据汇集，由于其数量大、收集广泛而出版，由此可看到国外研究者功底深厚和原始资料收集的详尽，值得我们学习。
另外一套书籍是由前面提到的Jastreboff和Henry两位教授等共同编写、美国Plural Publishing出版的《耳鸣习服治疗临床指导》和《耳鸣习服治疗患者咨询插图手册》。去年笔者闻知该书正在编写，尤其是《耳鸣习服治疗患者咨询手册》，一直翘首期盼。因此，很高兴看到最后该书的问世。多年来，关于习服治疗褒贬不一，又因没有系统推广，临床使用各异；我们知道咨询其实是习服治疗的核心，因地制宜的咨询案例和材料一直是Jastreboff强调的重点，因此，这本近两百页的《耳鸣习服治疗患者咨询插图手册》可以说总结了Jastreboff多年使用习服治疗的咨询经验，根据习服治疗的理论和流程，《手册》分成8个章节，概括了耳鸣生理机制、相关听觉理论、大脑可塑性、耳鸣神经生理学模式等重要基础知识，每一章节按咨询主题分类，并分别配以相应插图和简单描述，临床听力学家可以拿来即用，非常方便。
而英国听力学家Baguley教授编写的《恐声症：机制、诊断和治疗》一书则系统总结了近年来对该疾病的研究，简明扼要，为耳鸣患者及其家属提供了使用易懂的信息，值得一读。
可接受噪音级（ANL）的研究和临床应用
可接受噪音级(acceptable noise level, ANL)研究始于1991年，由美国著名噪音研究专家、田纳西大学的Nabelek教授首次提出作为分析背景噪音的一个工具，起作用类似我们现在熟知的信噪比。从前期的临床研究结果来看，Nabelek和其研究团队发现ANL除了用于分析背景噪音外，还可用来验证和评估助听器的临床应用，尔后开始推广和继续深入研究。目前，ANL已经在国外得到普遍的使用，读者又有兴趣可参考《美国听力学杂志》2006年17期关于ANL的专刊，其中Nabelek教授的《可接受噪音级：预测助听器使用》一文对该项技术做了经典介绍。
本次会议上，共有9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来探讨ANL的临床应用。Taylor教授（The Acceptable Noise Level Test as a Predictor of Real World Hearing Aid Benefit）在该项试验中，用非助听ANL得分和目前广泛使用的IOI-HA量表进行对比，发现二者结果吻合，证明不仅助听的ANL可用来验证助听器使用的效果，而非助听的ANL结果也具有同等效果，而且能更准确地反映出使用者在现实生活中的状况。而ANL的另一个临床应用是Madix等人的研究：《助听器全天使用者听觉疲倦对背景噪音接受的影响》（The Effects of Listener Fatigue on the Acceptance of Background Noise in Full Time Hearing Aid Users），该项试验创造性地用ANL来测试患者的听觉疲倦程度，从而更好地帮助患者使用助听器，取得最佳效果。通过对20名患者的研究，结果表明ANL能用于临床测试听觉疲倦。同时，其他研究，如Plylor等人的Effects of Interest Level of Speech on the ANL、 Moore等人的Relationship of Personality, Noise Sensitivity and ANL等文则分别从言语的角度和心理人格特质测试等方面进一步论证ANL的临床价值。笔者认为，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ANL的应用非常广泛，可以弥补其他测试手段的不足，是临床助听器验配和使用的潜在工具，希望我们读者加以注意。
除了以上几方面外，本次学术文章涉及的内容还具有其他几个明显特色，值得一提。首先，学界开始评估新型技术在听力学领域各个方面应用的影响和作用，既包括对原有技术的改进，也涉及引进的新技术。比如，本次会议的研究开始对传统视觉强化手段和现代液晶屏幕计算机控制的动画显示进行比较，希望确定是否能通过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积极创新，从而改善和提高儿童听力测试的准确性。Recker的研究（The Effects of Digital Hearing Aids and Cell Phones on Phone Use）旨在证明数字助听器技术和手机技术的发展能极大帮助听损患者更有效地使用电话，从而改善患者的交流能力。
其次，我们看到本次会议论文开始涉及除了英语外的其他语种在听力学中的应用，学界开始理解不同文化和语言对听力康复的影响，其中本刊主编孙教授的论文介绍了中文言语测试和计算机导航系统临床的结合运用(Analysis on Test of Word List for the Chinese Speech Recognition for Children)；美国的Langran等人则从文化和信仰的角度来探讨生活在美国的韩国老人如何有效地接受听力学和医疗服务的问题（Cultural and/or Personal Belief Systems that Affect Help-Seeking Behaviors of Korean-American Senior Citizens in Pursuing and Receiving Audiological and/or Medical Treatment）；以色列的Zeller介绍了用意第绪语(Yiddish)为基础的言语接受阈的使用，该试验（A Yiddish Spoken Word Recognition Test）表明用母语测试言语能更好地比较助听和无助听之间的差别，除此外，Davis等人比较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听力学家和英文母语听力学家分别测验言语的准确性（Word Recognition Scores of Native-English Listeners Using English Word Lists Recorded with Native-English and Native-Spanish Speaker with Varied Dialect，发现二者有很大区别，口音会影响言语测试的准确姓和效果，Davis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使用录音。
笔者注意到目前世界各地听力学家更加关注听力学技术的实际临床应用和推广，而专门关注某一技术基础理论和实验的论文相对少了，替之以是将某一成熟技术用到更广泛领域，这种交叉和嫁接式的应用反映出听力学作为一门跨学科的本质上深化和发展。来自巴西圣保罗大学的Adnreade等人介绍了他们首次使用P300电生理测试方法治疗口吃的经验（Stuttering Treatment Control Using P300），他们发现随着口吃患者P300波形潜伏期的改善，患者口吃疾病也得到有效抑制，为言语疾病的治疗，提供了电生理治疗的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康复意义。这是听力学和言语疾病学在技术上融合的例子。类似案例在本次会上比比皆是。
最后，笔者在结束本文时需再次表明，临床听力学测试、听力康复、电生理测试技术应用、助听器效果评估、前庭疾病的测试等仍然是我们需要继续研究和发展的领域，以上的介绍只是试图从大量听力学主流研究课题里，指出一些值得国内读者关注的发展趋势和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课题。俗话说山不转，水转，从目前趋势看，随着中国文化和经济在世界范围的影响越来越强，有一天中国听力学研究成果的输出和对其他文化的影响必将成为现实。
